清明时节忆父亲散文

  又是一年清明节。又是人间伤心日。

  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节令里,我们总是要在内心深处,对已经故去的亲人产生出格外的思念之情。日升月落,冬去春来,岁月的脚步总是那般匆匆,从不肯少许歇停。我的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二十七年了;而我的母亲,也离开我们一年零七个月了。尽管在许多个日日夜夜里,我也会依稀想起他们,但那也就像平淡的日子一样,只是一些平淡的追忆;而在清明节即将到来的这几天,我的情思,便也像这暮春的天气一样,日渐地热烈了起来。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在人伦亲情方面,严父慈母,是一种固化了千百年的为人父母的形象标杆。所谓的严父慈母,实际上说的是做父母的本分。所以,古时候称自己的父母是家严家慈;称别人的父母是令严令慈。“严”和“慈”即概括了父母亲养育子女的家庭分工,又概括了父母亲养育子女的社会责任。尤其是严父,《三字经》里说:“养不教,父之过。”更是强化了父亲在教育子女方面的主体作用。

  父亲教育子女的法门,不外乎言传身教。言传,是谆谆的教诲;身教,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因而,严父,既要对子女严格要求,又要自己以身作则,亦即严于律己。只有做到了“双严”,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严父。

  记忆中,我的父亲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严父”的形象。因为,他老人家很少板起面孔教导我们,基本上不会恶言恶语地呵斥我们,或者痛骂我们,更不使用体罚的方式教育我们。我自小到大,父亲只打过我两次,一次是在北大荒,父亲在地窖里冬藏萝卜,我在上边跳下去,重重地砸在了他的头上,他疼急了,扇了我一耳巴子;另一次是在南河林场,家属院新修了厕所,我钻坑洞,卡住了,上下不得,急得呼救,父亲赶来把我提了上来,给了我一耳巴子,说玩什么不好,偏要玩这个!

  在对待别人来家向我父母亲告状的事情上,我的父亲和母亲处理事情的方法截然不同。凡遇到有人前来告状,我母亲不问青红皂白,不听我们解释,操起家什,先是一顿暴打;而我父亲,却总是先仔细听完别人的说辞,继而进行分析,辨别事情的真伪,一时搞不清楚的,就认真地做调查,得出可靠的结论之后才做处理。使我们觉得,父亲在教育我们的同时,还在保护我们。因而,在我心目中,父亲不威自严,慈爱大于严厉。

  我六岁那年,有一次,我们一群孩子捉迷藏,藏在一家做库房的屋子里。屋子里有一筐箩卜,被小伙伴们抢吃了。女主人来时,小伙伴们一哄而散,我却被逮住了。女主人押着我,到了我家,向我父母告状。我母亲不分青红皂白,操起棍子就是一顿打。女主人还不肯罢休,数叨个没完。我父亲看不过啦,把我朝那女人一推,说:“你把他杀了吧,他能吃了你的一筐箩卜吗?”那女人这才讪讪离去。我很感激我的父亲,至今犹难忘记。

  我弟弟参加工作时,还不满十六岁,就在单位的办公室当通信员。办公室里一位五十余岁的人,外号叫“小神子”,前来我家,向我父亲状告我弟弟骂他。当时我父亲已经离休,听了“小神子”的告状后对他说,等我把事情了解清楚再做处理,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一定好好教育我的孩子。我父亲认真询问了我弟弟,还专门找到办公室主任,问明了情况,结果相反,不是我弟弟骂了那人,而是那人骂了我弟弟,他时不时让我弟弟步行五华里去给他买东西,办公室主任对我弟弟说,不要随便听人指挥,只听领导的。临后,那人指挥不动我弟弟了,就骂了我弟弟,还恶人先告状。我父亲就对那人说:你也是老同志了,咋说话不负责任,颠倒是非!说得那人灰头土脸地跑了。

  总体上来说,父亲对我们的言传,就是夹着尾巴,低调做人,不骄傲,不自满,不打人,不骂人,不媚上,不凌下;父亲对我们的身教,就是他从长期的革命部队里养成的良好习惯,早睡早起,任劳任怨地工作,艰苦朴素,乐观知足,先人后己,总和牺牲了的战友比,和穷困的人比,和老实憨厚的人比,等等。

  当我们说起父亲,他的很大的贡献与他的低待遇不相对等时,他总是对我们说,比起那么多死在战场上的人,我是幸存者,有这样的待遇就很好了;当我们埋怨生活清苦时,他总是对我们说,比比那些农民吧,你们有供应粮吃,虽说衣裤上有补丁,但也有的穿,饿不着,冻不着,有啥埋怨的;当我们说到夹着尾巴做老实人,就会让人瞧不起时,他总是对我们说,老实人老吃小亏,但不吃大亏,奸猾的人老占便宜,一吃亏就得蹲监狱。

  父亲文化不高,是在部队上的速成学校,其成绩在五分制里也就是三分四分,讲不出高深的道理,说的话,就和他的为人一样,实实在在,本本分分。

  父亲一生与人为善,总是逢人先笑,以笑脸待人。弥勒佛是什么形象?最直观的就是我的父亲,善意的微笑,始终挂在他的脸上,从不对人恶意相向。然而,从来没有整过人的他,“文革”中却挨过别人的整。清理“三种人”的时候,上边到他那里来调查一个“造反”起家的整过他的人,他不计前嫌,说那人工作干得出色,有好多优点,是大环境造成他犯了一些错误。他老人家用以德报怨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他的笑脸待人、表里如一的内涵。

  我曾经问过父亲,是什么原因或者动机,促使他参加革命的?他老人家讲了这样一件事情,给了我一个答案:一九四零年,我父亲跟随我爷爷到了济南,在大街上,他看见两个日本人坐在两个趴在地上的中国人的脊背上长时间地聊天――这一幕深深地刺激了他那颗十九岁的心灵!两个被日本人当街拿来作为板凳来坐的中国人的耻辱,是那个时代全体中国人丧失了民族尊严的缩影!自此,父亲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道路,成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一名忠诚的战士。

  我的父亲,曾经是林彪四野四十军最基层的一名干部,他老人家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西藏民主改革、开垦北大荒、支援大西北等革命和建设时期,曾荣获过解放奖章一枚、朝鲜国旗军功章一枚,大小记功若干次。在东北的四平战役中,他的右手被国军的炮弹片击穿,使他成了三等残废军人。我的父亲,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一个身带残疾的老兵,是革命队伍里一位默默无闻却又立过多次战功的一份子,是大建设洪流里的一朵不起眼但却不平凡的浪花。

  我的父亲一九五八年从部队转业时,为行政二十一级干部,直到一九八零年离休前才提到行政二十级,也就是说,二十二年只涨了一级工资――七块五角钱!离休四年后,中央下发文件规定抗战老干部离休后未达到行政十八级的提到行政十八级,按副县级对待,我父亲享受到了这个政策,但工资待遇依然仅在百元左右。

  所以,父亲对我们的言传身教,与他个人的特殊经历和成长过程,是分不开的。

  一九九一年四月三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四月五日火葬那天,恰好是清明节。从国家来说,改革开放初见成效,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从我们家来说,生活也刚刚好转,标志是我们家第一次买了彩电。而父亲却没有来得及享受这一切!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父亲都是战斗和工作在第一线,战斗和工作在最基层,落下了残疾,落下了病痛。父亲对国家和家庭的付出,远远大于索取;父亲受的罪、吃的苦,远远大于享受。父亲用两条腿,冒着枪林弹雨,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和异国的三千里江山;父亲用一双手,参与了北大荒的黑土地开垦和大西北的林业、水电建设。他老人家既有功劳,也有苦劳,更有疲劳,但很少有牢骚。

  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房子、存款,但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珍惜!

  值此春花烂漫、莺飞草长,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到来之际,谨以此文,表示我对父亲的绵绵哀思。言不尽意,尚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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